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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年届七十九的菲律宾前国家元首，如今正被拘押于荷兰海牙一处狭小的单人囚室中，已逾二十个月之久。他并非寻常涉案人员，而是曾执掌马尼拉最高行政权的领导人。更令人错愕的是，将其羁押的国际刑事法院（ICC），菲律宾早在七年前便已正式退出——2019年3月17日，马尼拉向联合国秘书长递交退出文书，完成全部法定程序。 11月2日，纽约联合国总部大会厅内，一份关于国际刑事法院2025年度履职情况的决议草案历经表决：93票赞成、13票反对、36票弃权。决议虽获通过，但支持率不足全体成员国半数。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在发言中明确指出：国际司法机构行使职权，必须以尊重各国主权为前提；任何超出安理会授权或缔约国明示同意范围的管辖扩张，均缺乏正当基础；中方不承认该法院对非缔约国国民单方面启动司法程序的合法性。 这番表态看似平和克制，实则时间经纬清晰可察——杜特尔特案实体审理 scheduled 于11月30日上午10时，在海牙第三审判分庭正式启动。孙磊发言当日，距开庭仅余二十八个自然日。 由此引出一个关键追问：中国自始未签署《罗马规约》，既非ICC缔约方，亦未接受其强制管辖，为何偏偏在此刻发声？其立场背后，究竟承载何种法理关切与制度警醒？ 联大投票现场那笔账 先细看11月2日那场表决的数字结构：93票支持，13票反对，36票弃权。联合国现有193个会员国，实际投下赞成票者尚不足总数一半。这一比例本身，已构成对ICC当前公信力最直观的量化折射。 反对阵营名单耐人寻味：美国、俄罗斯、以色列。三国在联合国场合罕见同步亮明立场，足见议题敏感度之高。美国于2002年即宣布退出《罗马规约》；俄罗斯于2016年11月正式提交退约函；以色列则从未批准该条约，长期持保留态度。 中国选择弃权而非反对，此中分寸极为审慎。反对意味着彻底否定机制存续价值，弃权则表明：我暂不背书，亦不全盘否定；我保留判断空间，同时敦促机制反思边界。 孙磊发言直指两大结构性矛盾：其一，对已正式退出《罗马规约》的国家，法院是否仍保有持续管辖权；其二，仅因犯罪行为某一构成要素发生于缔约国境内，即推定整体案件属其管辖范畴。他强调，这两项实践已在国际社会引发广泛质疑，亟需法院系统性检视其法理依据与适用尺度。 通读全文，孙磊未提及“杜特尔特”三字一次。但在场外交官心知肚明：全球现役被ICC羁押的前国家元首，屈指可数；而菲律宾退出规约已逾七年，其前总统却仍在海牙囚室等待审判——这恰恰是第一条所指矛盾最典型、最尖锐的现实映照。 更具象征意味的是，ICC院长赤根智子当日未能亲临联合国总部。受美国制裁措施限制，她被禁止入境纽约，最终只能通过预录视频向大会提交年度报告。一个标榜全球司法权威的国际机构首脑，竟被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拒之国门之外——此类情形若置于二十年前，几近不可想象。 因此，11月2日这场表面例行的年度审议，实为ICC成立二十余年来最具张力的一次制度性体检。93票赞成数字之下，反对与弃权合计达49票，占比接近三分之一。中国这张弃权票，绝非临时起意的外交姿态，而是向一个正在经历深层合法性危机的国际司法机制发出的郑重警示。 一个退了群的国家，凭什么还被审 要真正理解孙磊发言的深层分量，须将杜特尔特案置于《罗马规约》履约史中逆向梳理。 2011年11月1日，菲律宾完成《罗马规约》批准程序，成为第117个缔约国。该日期构成ICC主张管辖权的时间基准点。2016年杜特尔特就任总统后推行强力禁毒政策，官方统计死亡人数逾六千，多个人权组织估算则突破万人量级，相关行动合法性与必要性始终存在巨大争议。ICC检察官办公室锁定的调查焦点，正是2016至2019年这段任期。 2018年2月，ICC正式通知菲律宾政府，拟就禁毒行动中是否存在反人类罪启动初步审查。杜特尔特回应果决：立即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启动退约程序。依据《罗马规约》第127条，退约自秘书长收到通知满一年后生效，故2019年3月17日成为菲律宾法律意义上的“脱约日”。彼时他公开表态：“菲律宾是独立自主的共和国，绝不允许外部势力借人权议题实施政治操弄。” 按常理推断，国家既已离席，相关司法程序理应终止。事实却截然相反：2021年9月15日，即菲律宾退约两年六个月后，ICC预审分庭正式裁定，准许对菲律宾情势展开全面调查。其核心逻辑在于：所涉行为发生于菲律宾仍是缔约国期间，退约不影响既往事实的司法追溯力。 这一解释是否具备充分法理支撑？查阅《罗马规约》第127条原文可见，条款仅规定退约生效时间，并未就退约后法院对既往行为的管辖权作出明示安排。ICC单方面援引“持续管辖”原则予以延伸解释，此举在国际法学界长期存在激烈交锋。本质上，这是法院通过司法造法方式拓展权限，而非缔约国集体授权的结果。 2025年2月10日，ICC预审分庭签发针对杜特尔特的逮捕令，指控其涉嫌以谋杀方式
